一个住了40年的大院,是不是魂牵梦萦的家?我的回答是肯定的。即使后来搬离,她也永远留在我的心上,融化在我的生命里,根植于我的记忆中。
位于北京公主坟的空军大院,就是这么一个温暖、亲切又可爱的地方。从1974年搬入到2013年搬出,她见证了我的芳华,我也见证了她的变迁。
我由湖北的空军基层部队调到空军大院工作时,人们还习惯称之为北京西郊空军大院。那是名副其实的郊区啊,大院西门口就是一片庄稼地。大院东南门口往南,是今天北京西站北侧,当时是一条废弃的铁路,两边种着稀稀拉拉的玉米。周边不能说荒凉,但绝对可以说僻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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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军大院是军营,里面的生活当然紧张、严肃。但算上军属总共住着近两万人的大院,毫无疑问是个小社会,其日常生活也相对丰富多彩,军营文化独有魅力。
就我目力所及,在空军大院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,出现过多位开国将军的身影。中将有成钧、曹里怀、邝任农、余立金、谭家述、吴富善、旷伏兆等,少将有张廷发、傅传作、高厚良、薛少卿、李世安、何廷一、叶松盛、王定烈、刘世昌等。空军大院主楼那高高的台阶上,也留下了多位战斗英雄、试飞英雄和著名作家、画家、编辑、记者的足迹。其中有朝鲜战场上多次击落美机的战斗英雄王海、张积慧、李永泰等,有运-8首席试飞员邹延龄、歼-10首席试飞员李中华等,有小说《苦菜花》的作者冯德英、电影《英雄虎胆》的编剧丁一三等,有画家宋彦圣、唐惟藻、裴长青等,有知名记者林毅、刘昌东、蔡善武等。这些名字,今天的人们或许有些陌生,而当年却是如雷贯耳。空军大院藏龙卧虎、人才济济。
空军大院环境之美,闻名军内外。据说刘亚楼当司令员时期,空军大院就以卫生红旗而闻名全军。后来,进一步建设为花园式营区,在北京是有口碑的。当然,中间也几经修葺。在我记忆中,主楼前的一片杂树林里,长着松树、枣树、梨树、柿子树及其他灌木。后来,伐了杂树、灌木,只留下低矮的苹果树、桃树。再后来,进一步清理,中间修了带假山的鱼池,种了大片牡丹、芍药、玫瑰,东西两侧各种了一棵树冠庞大象征吉祥如意的马尾松,其余全部辟为草坪。春夏季节,鲜花盛开,蜂飞蝶舞,绿草如茵,溪流有声,人人叹为仙境,是紧张工作之余散步的好去处。冬天雪后,驻足园中,正可领略陈毅著名诗篇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”的意境。更堪欣赏的是主路两侧高大整齐的银杏树,春夏遮天蔽日,一片浓荫;秋天则如武士肃立,身披金甲,甚是威武;待到初冬一夜北风紧,树叶落满地,就像用黄金铺成了一条通衢大道,瑰丽壮观。这个时节,从官兵到家属孩子,再到来访者,纷纷前来取景照相,此景又成一景。
空军大院是张拉满弦的弓,充满生机与活力。每天,工作、生活节奏以军号为令。清晨,一听到嘹亮的起床号声,我们便迅速起床,出操或打扫卫生,都是集体活动。上班、下班,以至熄灯,都整齐划一。从周一到周六,连晚上都要上班,只有周日晚上才得以休息。这是多年来的传统和规定,直到1979年才改变。
作为大院活力和美的象征,每周露天电影场上此起彼伏的拉歌声,晚饭后篮球场上龙腾虎跃的喊叫声,大道上战士们刷刷刷的脚步声,都烙印般刻在记忆中。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女兵队伍,空军通信总站是女兵集中的地方,她们个个有身材有模样有军姿。每当她们喊着清脆的口号,唱着嘹亮的军歌,列队从大路经过时,总会吸引周围人驻足,行注目礼。
空军大院有个幼儿园,不说你也知道,就是知名度极高的蓝天幼儿园。干部子女只要够两岁半就可以入园,可以日托也可以全托。除了幼儿园,还有一所育鸿学校,从小学到高中,不出大院即可毕业。
空军机关领导重视子女教育,印象深的一件事是:空军政治部办了一个儿童音乐班,每周两晚教孩子们拉手风琴,我当时也给七八岁的儿子报了名。没想到,教师竟然是空政文工团首席手风琴演奏员任世荣!他那么大名气,那么精湛的技艺,教的却是一二年级的孩子,而且完全是免费教学。
生活在大院那么多年,记忆深处也留下了一些小插曲。晚上下班后,大院中部生活区军人服务社一带,是最繁忙的小市集。干部们从主楼下来,到这里买点蔬菜、主食,就要赶着回家做饭。顺便说一句,那时都是在家做饭,可没有在外面吃饭的概念。服务社有卖热馒头的,有一次,我本意是问“一斤几个”,结果脑子走神,问成“一斤几两”,卖馒头的也不假思索道:“一斤五两”,我立马决策:“来三两”,随后付钱,拿起三个馒头就走,至今想起来也觉可乐。
空军大院公认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欢乐:俗称搬家,雅称乔迁之喜。有个时期,大院住房紧张到极限,三代同“堂”不算稀奇,每个二级部,都有栖身办公室的单身干部和因无住房而配偶无法随军的“牛郎织女”。我刚调来时,就在办公室住了一段时间。那个时候,人们最盼望的消息,就是搬家。但房子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只有出现重大人事变动时,才有几间房子腾出来。就像拥挤的铺上有人起身去解手,别人才可以翻个身舒坦一下。好在那时的人们特别容易满足。由无房到有房,由筒子楼到单元楼,由一间到一间半(另外半间两家合用),由走廊做饭到三家共用厨房,都会高兴得一个劲儿地感谢组织。可不是嘛,住房是组织分配的,搬家也是单位安排同事出公差帮忙(那时可没有搬家公司),尽管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——小件肩扛手提,大件喊着号子集体搬运,但组织的温暖、同事的亲密、生活的希望,尽可体现。我年轻时就曾多次出公差帮同事搬家,感觉身子是疲乏的,但心情是舒畅的,因为看到了未来的曙光,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啊!故每次搬家,乔迁之喜的欢乐都在人们脸上荡漾一些时日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,新盖了几栋宿舍楼,空军大院“长高了”,干部住房的改善才真正驶入快车道。算了一下,20年间,我自己先后搬过六次家,也就是说,乔迁之喜的欢乐曾在我脸上反复荡漾过。
在我看来,空军大院最堪回味、最值得怀念的,还是独特的大院文化及和谐的人际关系。我刚到机关那几年,一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和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在岗位上,前辈言传身教,后辈耳濡目染,人际关系纯洁,大院氛围透明。比如不兴串门,首长居住的西区、东区,不见车水马龙“拜访”“服务”的人流。路遇开国将军,你敬礼,他必还礼,绝不敷衍。首长面前开会,尽可畅所欲言,实话实说。首长办公室,一般干部自然不会随便出入,但若有事必须要进,也绝无阻拦。
至今想起来,住在大院稍有不快的是,有那么两年,走队列、背条令、打扫卫生竟成了第一要务,而对办公次序的要求也苛刻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:办公桌玻璃板下,不准压任何字条,包括电话号码;笔筒里究竟放几支笔,也有限制;就连喝水杯子的把朝哪个方向,都有规定。所幸未几,形式主义最终灰溜溜地走了。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和军事素质,潜心研究如何打仗、如何打胜仗,才是军人、军队的职责所系。
今天的空军大院,是越来越现代化,越来越精神抖擞了。当年我进入空军大院时,刚刚提干,毛头小伙一个,待到搬离空军大院,已是双鬓染霜的军休干部了。蓦然回首,近半个世纪过去了。可以说,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空军大院度过的。空军大院之于我,不独有家的意义、港湾的意义,还有摇篮的意义、课堂的意义、考场的意义。你说,整整40年的文化浸润与深情陪伴,叫我如何不想她?
(原标题:空军大院往事)
来源:北京日报 作者 张聿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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